中国人保正逐步释放转型效果
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为中心的传统司法审查方式实质在于审查行政行为与法律的契合度，此种审查模式必然导致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确定的不彻底性。
5、关于国民法治国的决断，该法治国实行基本权利保障的原则和权力分立的原则。2、关于共和政体的决断。
社会主义宪法不能以社会制度与社会理想的差异而抛弃资本主义宪法中的合理因素。但是，战前的法学根本不讨论这一差异，魏玛国民议会的大多数法学家只说出了一些君主主义国家法的语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0页。更明显的是，实际上创造宪法的那些人只代表全体人民的一小部分，即使人们考虑到选出他们的人来说，这也是如此。13王叔文的观点与上述两位学者基本相同。
参见陈红太：《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因为何谓社会主义，目前尚未形成确切与统一的内涵。[14]章剑生：论利益衡量方式在行政诉讼确认判决中的适用，载《法学》2004年第6期。
虽然基于维护客观行政法秩序的考量，行政诉讼中存在诉判不一致的情况（如情况判决），但司法审查的路线不能偏离原告的诉讼请求太远，或者完全将原告搁置一边而独辟蹊径，它最终给出的诉讼结果必须充分顾及原告的诉讼请求。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行政争议 。一般而言，授益行政行为被撤销的，为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计，宜附带判决重作。（四）禁止调解阻断了当事人以合意方式解决纠纷的道路当事人对于诉讼事项具有处分权时，为终结诉讼、化解纠纷依法达成和解。
此问题在撤销判决、重作判决（依附于撤销判决）、履行判决中较为突出。不同种类的被诉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角度亦有所差异。
[19]这些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应用，并为最高法院所倡导。具体重作内容的确定法理同前述履行判决。三是强化当事人和解协议合法性及其执行情况的监督，避免侵害当事人、第三人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首先，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的起点，决定了当事人攻击防御的对象和法院的审理范围。
相关民事争议的消解对于行政争议的最终解决甚为关键。[12]如此，司法审查的对象不应局限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必要时应扩展到其合理性。而对于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不加分析地一味尊崇，势必损害司法权自身，使其定分止争、救济权利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二）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路径依托：确定法律关系时需要考虑的因素1．原告的诉讼请求、目的和行为。
[21][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但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被诉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
一般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行的是在法律审基础上的适度的事实审。反之，如果案件尚未达到可裁判程度，法院只能作出命行政机关遵照其法律见解对于原告作出相应决定。
对以民事争议为基础的行政案件而言，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是行政争议解决的关键。而撤销判决作出后，行政机关在原纠纷的处理中仍有再度行使权力侵犯相对人权利甚至做出相同行政行为的可能，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保护和争议的最终解决。[26]贾亚强、姚军强：民行交叉案件中行政判决对民事诉讼的效力，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2月29日第6版。3．行政争议是否具有民事因素。当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能够清晰地界分的，宜各自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以更好地发挥专业化的优势。如诉请履行职责案件中，当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与个人的权利利益救济发生矛盾时，应当基于司法审查权的内在功能允许法院对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进行相应的审查判断。
[9]作为例外，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法院可以判决变更。在行政诉讼的具体运作中，法院通过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司法审查不能普遍的确定行政法律关系，一般情形下司法审查还应遵循合法性审查的一般规律。不仅要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本身，必要时还要拓展到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联的法律关系和事实，[13]甚至深入到原始的行政纠纷，重新确定甚至分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行政相对人与相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对现有行政判决方式改进和完善，旨在使其直接对争讼行政法律关系进行判断和确定，以判决的强制力保障争议的实质解决。因此，权利救济与权利监督确定了纠纷解决的两个维度，纠纷解决过程中需要对此予以回应与遵守。
司法实践中，即使对于一些严重不合理的问题，有些法官也会以合法性审查为挡箭牌拒绝认定违法，对于不合理之处至多向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1．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通说认为，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权力监督构成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三重目的。(2)完善履行判决和重作判决，增强其明确性、指引性。
不仅要强调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的性质，还要认真对待与回应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以实现权利救济的针对性和彻底性。[23]对于事实问题进行适度审查，一方面对行政机关对事实判断给予必要的尊重，尤其是事实问题涉及经验性、政策性、技术性时。
[21]除以上两种主要的区分情形外，行政行为涉及权利内容、行政行为的专业性等因素也影响着司法权介入行政权乃至确定行政法律关系的程度。同时，变更判决的适用应坚持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以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禁止调解，从而截断了当事人以合意方式自由确定法律关系的途径。笔者认为，总体而言，通过行政诉讼的有效运作，三重目的的实现可以协调统一、并行不悖。
当然具体案件中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一个判断结论的做出需要持续地在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往返流转，反复印证。【注释】[1]相关内容可参考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于2010年5月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另外，民行交叉案件中如果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不影响民事法律关系时，也要尽可能予以明确，避免对民事案件的不当影响。同时，因机械坚守不干预行政的界限以及由此造成审查程度的有限性，判决内容往往刻意回避争讼法律关系的认定，造成争议解决的不彻底性。
司法实践中则主要通过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联动互动机制等体制外行政审判新机制促进争议的实质性解决，而较少关注制度层面的探索、突破，以及理论上的归纳和提升。在能动与克制之间，需要司法者充分运用其经验和智慧，精准的判断、拿捏，恰当地选择裁判方式，这无疑对司法者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我们予以正视和解决。
[3]在最高法院的倡导下，各地法院致力于积极探索和尝试新机制，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同时，司法权介入行政法律关系的程度需要精细化的指标或参数予以保障。
[4]章志远：我国司法政策变迁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新课题，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该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往往成为行政争议解决的基础或关键。
